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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次会试都没中的刘大鹏,身为“小人物”贡献却不小

1895年,甲午中日战争爆发,太原秀才刘大鹏正好进京赶考。他来自小地方,不知会试特别重视字迹端正,尤其是试题范围超出了四书五经的内容,所以成绩并不理想,落第回家后当起私塾先生,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。

刘大鹏接连三次会试都没考中,一生待在老家,却因他的《退想斋日记》引发史学界的关注。

刘大鹏在会试中接触到一些关于洋务的知识,于是托人从北京买来一箱书籍,其中不乏《御批通鉴》《皇朝经世文编》等经世书籍,这页书单背后是他周详的读书计划和治国平天下的壮志雄心。经过一番了解,他才忽然醒悟天下士子纷纷学习洋务知识是“时势使然”。但他仍认为抛弃“经世”而捧“西学”是舍本逐末,所以当山西于1902年率先创办以西学为主的大学堂并聘请外籍教师时,他很不满,并夸几位因不愿与外籍教师为伍而辞职的老师有志气。

但有趣的是,刘大鹏抱定孔孟经典,却让儿子报名应考大学堂。传统儒学教育让他很难跳出旧式士子的思维,却并不妨碍他观察时局变化的眼光。这正是当时士子的矛盾心态—既想保持传统情怀,又不得不对变局妥协。

刘大鹏仍将举业视为成功的最高标准,至少在民国建立前,他对科举停废一事强烈抵触,担忧“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,吾辈生路已绝”,甚至感叹“心若死灰,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,无一可以垂之永久”。当光绪于1901年宣布变法时,这种士子被国家冷落的悲哀在他的日记中表露得明明白白,“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洋学,士风日下,伊于胡底耶!”

时局变化与旧制崩溃所带来的失落、焦虑、迷茫、恐惧,在明清鼎革之际黄宗羲、顾炎武等经世学家身上也能看到。从这个意义来说,刘大鹏不只是普通的读书人,也是一名传道者。但他绝非“书呆子”,于1914年出任县立小学的校长,兼营小型煤窑,还有少量土地。实现“财务自由”后,他不像其他乡绅那样诗酒消遣,而是跋山涉水地寻访古迹、搜罗文献,写成一系列反映时代风貌的洋洋巨著。

他还热衷于地方公益,指导百姓兴修水利,相关举措在如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1932年以前,晋祠天龙山石窟的石雕文物被帝国主义分子勾结劣僧疯狂盗窃。刘大鹏成为太原古迹文物保护委员会的成员后,积极追查这场盗窃事件,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这就是新旧交替之际真正士子的高风亮节,他们不一定紧跟时代的步伐,但尽己所能为国效力、为民谋福,无愧于圣贤之道。也正是在这些“小人物”的共同缓冲下,变革的血雨腥风才有所节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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