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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清朝的伍秉鉴能和比尔盖茨同上的富豪榜?

康熙二十五年(公元1686年),广东巡抚李士桢颁布公告,招募“身家殷实”的商人从事对外贸易。李士桢没想到的是这一公告在晚清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。2001年,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评选出了1000年来世界最富有的50个人,这位中国商人与比尔盖茨同列,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往下看。

1834年,他创造的财富多达1872万两,相当于现在的50亿人民币,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过4000万两。他不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,还在美国投资铁路、证券和保险业务,西方学者称其为“天下第一大富翁”。这位首富就是伍秉鉴。巨大的财富并未带来好运,反而使他在蒙羞受辱中去世,令世人唏嘘感叹。

生逢其时 经营奇才

乾隆二十二年(公元1757年),清政府宣布仅保留广州作为对外通商港口。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,促使十三行成为对外出口茶叶、丝绸等商品的垄断组织,同时,提供征税、接待、谈判、采购、销售等一条龙服务。十三行并非特指十三家洋行,“一口通商”实行之初,从事外贸的洋行多达26家,乾隆四十六年(公元1781年),商行锐减至4家,通常洋行数量维持在十家左右。

康熙初年,伍家先祖由福建定居广州,经商维生。1783年,伍国莹经营的“怡和行”,被官府指定为十三行之一。1801年,32岁的伍秉鉴接手“怡和行”,苦练内功憋大招,后来与“同文行”和“广利行”齐名,并且取代“同文行”成为十三行的“总商”。

贸易顺差 时代变革

清朝中期,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顺差。《哈佛中国史》指出:“中国茶像野火一般在英国国内市场流行起来,从一个不为人知的饮料,发展为占19世纪英国家庭平均收入5%的支出。”以东印度公司为例,它年均从中国进口700万元商品,一半由货物偿付,另一半由美洲白银支付。

19世纪初,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打坏了英国的白银供应链。1805年后,东印度公司停止向广州输入白银,允许散商充任的代理商与中国进行贸易,以此弥补日益增长的逆差。由于东印度公司占据采购茶叶的垄断地位,散商只能用糖、锌等商品进行交易。

对于中国来言,尽管白银是净流入的,然而十三行始终处于周转资金不足的困境。行商一方面需要先行垫付采购茶叶的货款,他们只得以收取东印度公司预付款的方式,缓解资金压力,另一方面行商为了回笼资金,被迫接受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进口商品,这些货物在中国销路不畅,进一步影响了行商的清偿能力。

在购销两方面的挤压下,行商对东印度公司愈加依赖。1771年到1839年间,破产的37家洋行中,有20家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。外贸形势的严峻,无疑是伍秉鉴商途的拐点。

鸦片输华 处境两难

英国人急于弥补贸易赤字,决定用印度鸦片取代美洲白银成为输华首选。按照当时的“保商”制度,官府一旦查实外商走私鸦片,为其担保的行商连同十三行要承担连带责任。1817年,官府查获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走私鸦片,伍秉鉴被迫缴纳16万两罚银,其他行商连带被罚5000两,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。

鸦片利润虽然丰厚,十三行却避之不及。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》记载:“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的,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,都不愿意做这件事。”随着鸦片危害日渐显现,清政府决心禁烟。道光十九年(公元1839年),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州禁烟,宣布:“本大臣奉命来此查办鸦片,法在必行。”

怡和行主业以茶叶为主,和鸦片贸易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伍秉鉴此时陷入两难境地,一方是朝廷高官,另一方是生意伙伴,一时难以抉择。和英商保持的良好关系的伍秉鉴,受到林则徐的多次训斥和惩诫,命他限期收缴鸦片。英商心存侥幸,装鸦片的趸船在海上玩起了“躲猫猫”。伍家在限期内上缴了英商的1037箱鸦片,林则徐对此十分不满,将伍秉鉴和儿子伍绍荣缉拿问罪。英商对此置若罔闻,依然保持强硬。

林则徐派兵封锁了十三行,断绝粮食和水源供应。伍秉鉴暗中为被困英商送粮送水,这一行为招致世人非议,给伍家戴上了“汉奸”罪名。伍秉鉴花费巨资捐来的三品顶戴,未能保护他的尊严,反而颜面尽失,斯文扫地。中英对鸦片贸易的矛盾,加速了伍秉鉴的衰落。

战争爆发 捐输不断

禁烟运动引发鸦片战争,伍秉鉴选择了报效国家。怡和行组织其他行商捐银10万两,修建了虎门炮台,加强了广州的防御工事。1841年5月,靖逆将军奕山作战失利,损兵折将,英军兵临广州城下,清政府被迫签订《广州和约》乞降。

按和约规定,清军退出广州城60里,在一周内交出600万元赔款。十三行承担了这笔巨款的三分之一,其中伍秉鉴出资最多,计110万元。次年,清军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,签订了《中英南京条约》,条约规定中国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,计1470万两白银。

当时清政府国库存银不足700万两。十三行再次承担赔款的重任,伍秉鉴捐输100万元,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,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。巨款赎城、赔款捐输没能为伍秉鉴正名。社会动荡,背负骂名,给了伍秉鉴沉重一击。

五口通商 地位不保

事实证明,鸦片战争的战败是压垮伍秉鉴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据《中英南京条约》规定,清政府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,实行自由贸易。这一规定对十三行来说,无异于釜底抽薪。

伍秉鉴提出捐献80%的财产,换取怡和行退出十三行,以便享受剩余的20%财产,清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。他动用90万银元,让四子伍元华接管怡和行,计划安享晚年,即便如此,清政府仍要求他为所有行商担保。说到底,清政府将伍秉鉴作为榨取钱财的工具。内外交困的时局,毁誉参半的声誉,摧残着伍秉鉴的身心健康。

1843年,忧愤交加的伍秉鉴溘然长逝。岭南名士谭莹为其亲撰墓志铭:“庭榜玉诏,帝称忠义之家;臣本布衣,身系兴亡之局。”十三行在一场火灾中付之一炬,大火熔毁白银4000多万两,“洋银熔入水沟,长至一二里”,“怡和行”也未能幸免。事实证明,有作为,才有地位。没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,人民就会失去尊严,即使是首富,也无法逃避世俗生态的约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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